第1章 惶惑的沧浪河（1/2）
近年来我常常梦见秋芬，也常常梦见父亲。
我已经老了。二十五岁，对于我已经是一个可怕的年龄。我生活的圈子里，我的伙伴，我的同学，我的朋友，他们并不比我大，甚至比我小，可他们早已娶妻生子，早已建立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庭，已经有可爱的小生命叫他们爸爸，那充满奶味的生音使我羡慕。
而我，二十五岁，已经没有一个姑娘愿意嫁给我，哪怕他丑陋不堪，哪怕她愚蠢无比，一无所知，也不会嫁给我，嫁给我这样一个二十五岁一事无成的贫困小老头。
父亲似乎从来就不替他孩子们的前途操心，他甚至根本就认为他的孩子们不会有什么前途。父亲之所以让我们这些孩子上学，无非是让我们将来会记工天，父亲只能想到这一点，因为他就吃了不会记工天的亏。
抱着这样一个目的，我们几弟兄只要读完小学就可以应付了。而我的姐姐，那是连工天都可以不必记的。
父亲从来就胸无大志，他选择的经济来源是靠打草鞋卖。父亲终日坐在凳子上搬弄那几根稻草，不慌不忙地将稻草梳理整齐，然后用木棒锤得十分柔软，再然后耐心地将稻草搓紧，一圈一圈地编在竹麻绳子上。
父亲就是用这样的劳动为我们家换来必不可少的盐巴和煤油，有时候父亲还喝一点酒。
我的大哥，一个连草鞋都不会打的家伙。他有庞大的行动计划，能赚许许多多的钞票，多得连一辆解放牌汽车都拉不动，可是他却很少付诸行动。
他非常瞧不起父亲打草鞋卖的营生，但他身上大多数时候掏不出买一斤盐巴的钱。还有我的大兄弟，父亲的第三个儿子，我真想杀死他，我想要制服他，彻底叫他服从。
那个无赖，他的发财计划比大哥更为宏大，他预计着一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成为沧浪镇最有钱的人。他比大哥更加鄙视父亲，他从不肯踏踏实实干一天活。
他很小就赌博，对母亲做的饭菜还百般挑剔，可是母亲还非常心疼他，像护宝贝一样的护着他。他有时会向母亲说很多甜言蜜语，而我却不行。我经常生母亲的气，和她吵架，气得母亲大哭大闹，这时候我想杀掉父亲第三个儿子的欲望就更加强烈。
父亲犯了一个大错误，他根本就不该送他的孩子们上学，如果他的儿子们没有读过书，或许他不会抑郁成病，不会因无钱治疗而死去。要是我读完了小学不再继续读下去就好了，可我偏偏读完了初中。
要是我的父亲有钱，我还将继续读下去，高中甚至大学，我丝毫不怀疑这一点。我的脑子并不笨，我也很努力，老老实实地读。在初中的时候我的作文做得很出色，老师常在课堂上给同学们朗诵，同学们都用敬慕的目光望着我。
我的语文成绩从来都是名列前茅，我甚至考过一百分，这是语文，而不是其它。我从来不用课余时间去复习功课，那是很无聊的，比起那些小说来太乏味了。
那时才十六岁，父亲就不让我读书了，父亲说我已经读了八年，读书花的那些钱不知他可以喝多少杯酒。过去的那些年，每次交学费，我都得和父亲进行斗争，父亲总说没有钱，一分钱都没有。我没有交学费，老师就不发给我新书，还叫我站在黑板前，让同学们将各种各样的目光集中在我的身上。
我乌黑的光脚丫使劲的想要往泥土里钻，屁股那里的一块补丁绽了线，张开了一个大口子，膝盖那里有个洞，看得见里面斑驳的皮肤。衣服很短，将肚脐眼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。我就那样站着，耳朵发烧脸发烫，对父亲的怨恨就在心里一点一点地堆积起来。
回到家，我使劲抓住父亲衣服的下摆不放，泪水横流，我替换着用肮脏的小手去抹，我大声哭，大声喊叫：要钱要钱要学费呀。父亲不能发火，他没有理由。
老人家满脸愁苦，说天上不落，地上不生哪得钱来？说等几天看草鞋卖了凑得起不？我却抓住父亲不放，我不相信父亲卖了那么多的草鞋连八毛钱都没有。
父亲被我纠缠得没有办法，最后只好忍痛将他准备喝酒的钱拿了出来。现在想起来使我感觉读书对于我是一种多么大的罪过。
我离开了学校，再无别的选择。我将所有的课本和作业本拿去换了鞭炮，在大年三十的晚上眨眼间炸成碎片，以此表示我不再读书的决心。
我下了决心老老实实种地。可是没有多久，我就开始研究命运对我的安排是否合适。大约是体力不够支配的缘故，我发现自己对做农活有说不出的厌烦。
于是我决心违背命运的安排，自己选择职业。我的兴趣和欲望决定了我选择写作这个行当。我不是标新立异，也不认为写作有什么了不起。
写作不过是比干农活稍微轻松一点的劳动，这种劳动可以让我不用体力而用心思和文字去编织很多美好的故事，编织象沧浪河的春天夏天和秋天那样流光溢彩令人留连的梦。
我觉得写作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，而沧浪镇的人则把这个行当看得很神秘，很特殊，因而就发生了那个故事，让那个叫秋芬的姑娘爱上了我……
秋芬的家在沧浪镇的西头，小院落正好对着沧浪河，从那里可以看见一片白色的沙滩和青青的草地，还有隐隐略略泛着波光的河水。
在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，她家的院子里总是整齐地挂满面条，还有房屋的平顶上，走廊里，凡是可以晾晒面条的地方都挂满了面条，秋芬的身影就在那些长长的面条间闪现，窈窕而充满活力。
那时的沧浪河，真是神话一般的美丽。河水文静温柔，从大尖山的脚底下静静走来，带着山林和花草的气息，凉爽而清澈，像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村姑，虽有几分羞涩，却不失天真和大方。
我家不住镇上，但离镇不远，在沧浪河即将进入山谷的那一段，田土错落，河水清浅。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，沧浪河曾给我许多的快乐。
我和放牛的小伙伴们常常在河里游泳，在河滩的乱石间专注地收寻螃蟹，它们躲在那些石头窜的时候我们迅速地伸手将它掐住。
有时不小心会被它有力而锋利的大脚夹住，疼得大声喊叫。螃蟹吊在手指上荡秋千，我们将手高高举起，螃蟹咚地掉进水中，血就流下来，像一条蚯蚓，弯弯曲曲流在手指上。
螃蟹们还在傍晚爬到浅滩上歇凉，所以我们常在河边放牛到很晚。我们提着一串用麻绳拴在一起的螃蟹，它们吐着泡沫，坚硬的蟹脚徒劳地不停挣扎。那时节是炎热的夏季，乡间正青黄不接。
我家早已经将洋芋当成主粮，一连要吃上三个月。父亲似乎对洋芋特别喜欢，吃一碗又一碗，大口大口吃得满头大汗，因此父亲的身体很好。而我无法和父亲相比。那洋芋不是如今的良种马铃三号，而是“百花”、“石宝”，怪美的名字，吃下去却满口麻味。但要活下去，只得吃。
父亲轻易不肯去借粮食，因为借一斤包谷得还一斤大米，但实在到了洋芋种都吃完的时候，父亲还是丢下草鞋不得不去借粮食。
螃蟹是美味，比洋芋要好上千倍万倍。据说螃蟹是背盐巴的背二哥变的，因此天生有一股咸味，不用放盐，放在油锅里一煎，满口浓香。父亲很喜欢吃螃蟹。常对我们说一分钱也没有的父亲不知从哪里摸出几毛钱来，叫我去镇上打酒，哪怕只打二两。只要有螃蟹，父亲总是要有滋有味地享受一回。
秋芬家的院子里有两个花圃，精心地用砖砌的，中间的过道浇了水泥地坪，走廊的栏杆上放着一盆素雅的盆景。我还依稀记得，花圃里的美人蕉和菊花是在同一季节开放。我第一次注意到秋芬，正是菊花开得光华灿烂的时节，花香在空气中弥漫。
秋芬提着一个小巧的红色塑料桶走进花圃，她将清水一捧一捧掬起来浇在花上，于是花瓣和叶片上都挂满了水珠儿。清晨的阳光里，人和花朵交相辉映，秋芬的面容显得更加光彩照人。
我很懊悔没有握过秋芬的手，本来是可以握的，甚至可以吻她，但是我没有。她像一片雪花，我怕那么轻轻一碰就会融化，会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在那段令我刻骨铭心的日子里，我们只是一起散步，在清幽的月光下，在沧浪镇通往中学的那段路上。她知道我在写作，她认为写作是一件神秘而崇高并很了不起的事情。
她总是用敬慕的目光注视着我，忽闪着长长的睫毛，眼睛晶亮，闪着兴奋而又幸福的光芒。我们在－起散步的时候总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这距离始终没有缩短。在后来这距离就越拉越长了，直到我们彼此间只能遥遥相望。
沧浪河在马路下边轻轻地流，从来不惊动我们的遐想。那时候我在中学里旁听高中语文课，我和秋芬坐在同一间教室里。我们将要走到教室的时候又折回来，在河边的草地或沙滩上坐着，一边说话一边想象美好的日子。
我想象着有时候会坐在她家的小楼上，她会给我泡一杯热气腾腾的茶，安静地坐在我的对面，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相互地默默注视，让我幸福地感受她那深情的目光。
我常常三更半夜伏在桌子上写作。父亲以为我在消遣，在做一种把戏。煤油一点点耗去，那是无谓的牺牲，是浪费。父亲从睡梦中醒来，发现壁缝中漏出的灯光，顿时破口大骂。
接着母亲也醒了，我慌忙将灯吹灭，等他们重新打起鼾来，我又悄悄将灯点上，在稿纸上编织那些美好而欢悅的梦，象山中雨后的彩虹和沧浪河流淌的绮丽春光。
其实我早知道父亲对我的忠告是对的，无论做什么，首先都得填饱肚子。无论是洋芋还是包谷，每天都得有东西填进去。这是父亲总结出来的生活经验，是永远正确的真理。父亲是现实的，阅读和写作并不能代替口粮，不能消除饥饿。
我那时候多么年轻，才十六岁。在十六岁以前，我对将来怎样生活，从来没有想过，上学也没有目的，我纯粹是为兴趣而上学，觉得读书很有意思。父亲从来不过问我的成绩，甚至到不到校也不关心。
所以父亲叫我回家我就回家。贫穷仍然紧紧捆住我们一家没放松。我的哥哥已经初中毕业，读高中毫无希望。而我又有一种欲望，我想我家不该穷到那种地步。当时土地还没有承包到户，干三哥住在我们隔壁，干三哥是队长，他的爷爷和我的爷爷是亲兄弟。
干三哥当队长的时候，他家日子过得很旺势。他的一双像两颗黄豆一样的眼睛常闪着兴奋的光。他家经常宾客盈门，公社书记，秘书，一般的国家干部，大队长、大队支书都常在他家吃喝，干三哥迎进送出，大声说笑。而我家却常常揭不开锅。父亲和干三哥总是吵架，吵起来大家的声音都恶狠狠的。父亲骂干三哥吃冤枉，昧良心。
干三哥却骂我的爷爷在解放前的哪年哪月占了他家一块地皮，说我的爷爷欺负了他的爷爷。翻不完的陈年旧账。
干三嫂也出来帮腔。她是个骨瘦如柴的女人，尖尖的嘴，骂人时唾沫横飞，使劲地拍着大腿。母亲也忍不住冲出屋去，可骂不了几句，就恸哭起来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骂。我常因母亲的软弱感到难以忍受的愤怒。
集体那阵，我家好像从未杀过过年猪。有年三十夜过年没有一两肉，父亲将仅有的一毛钱给大哥去买盐巴，大哥却不慎将盐巴撒了一大半在路上，结果被母亲一顿棍子打得满地打滚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。
可大哥将这一切早就忘了，穷得至今吃不起盐巴却心安理得坐在家里享清闲。干三哥每年都杀过年猪。尽管我们两家人总是三天两头的吵架，杀猪那一天，干三哥和干三嫂却无论如何要请我们一家人吃饭。
父亲态度坚决，不让我们小孩子去看人家杀猪，我们也从来不去看，我们几弟兄呆坐在昏暗的灶门前，等着父亲的命令，因为我们知道父亲最终是拗不过干三两口子的。母亲把饭蒸好了，干三嫂却强行地将甑子从锅里端出来，将灶孔里的柴火退掉。
母亲红着脸，尴尬地望着父亲。父亲埋着头不动声色，依旧从容不迫地打草鞋。母亲知道父亲默许了，就不大自在地跟在干三哥两口子的后面，我们几弟兄又跟在母亲后面。父亲最后一个坐到干三哥家桌边，父亲不说话，默默地吃完饭起身就走。
我恨干三哥，也恨干三嫂。
我觉得我应该比他们强，我家也不能永远没有过年猪。
哥哥是靠推荐上的初中，如果考试，他一定一塌糊涂。父亲的第三个儿子，居然从三年级读到二年级，愚蠢而且可笑，但他也喜欢看书。我不明白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样一个不知羞耻的弟弟，让我们天天在一起受罪，让我们相互都受尽折磨。
我原来还错误地把杀过年猪的希望寄托在我们弟兄的共同努力上。很快我就发现这是不可能的。
他看书不是消遣，更谈不上求知，他根本就认不了几个字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写错。他装模作样，做出聚精会神的样子，捧着书本，离眼睛很近，嘴唇一张一合，发出含糊不清的声音。
我只要看见他那个样子，再好的书我也看不进去，我只想夺过他的书本撕个粉碎。我知道他做出这个样子，是希望别人说他有希望，可他又从未得到过赞扬。大哥也看小弟弟也看，都紧紧地搂着书本。
我们几爷仔马马虎虎在季节上下田忙几天，父亲依旧在他认为农闲的时候打草鞋，母亲身体不好，经常躺在床上呻吟。
父亲从来不给母亲买药，更不会送母亲到医院，母亲就那样长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呻吟着。
父亲自己生病了也不买药，他没有钱，他认为生死是命定的，药再好也医不了人的命。
野草在庄稼地里凶猛地长起来，禾苗在野草的包围下开始枯黄，可是没有人去薅草，没有人到地里去看一看；男主人悠闲地在家里打草鞋，女主人在床上呻吟着，他们的孩子都在家里看书，其中一个夜以继日地写作，为他的那些美丽而飘缈的梦所痴迷，这是一幅莫名其妙的风景。
眼看季节就要过去，我才从梦幻中猛然惊醒，想到我们将在贫困中越陷越深，我们一家人已经快要沦落为乞丐，而这样可怕的后果也许都是我的责任，我得想想，好好地想一想。
但是写作仍然像魔鬼一样纠缠着我，我对她的向往就像如今对女人的欲望那么强烈，时常在我的体内熊熊燃烧，使我不能自持。
我越来越觉得这是我前世欠下的债或者修来的缘份，如影随形，魂牵梦绕，在我后来重新选择职业的时候，我仍然选择了她。
写作需要阅读，需要订杂志。为了订杂志我曾经绝食三天，如果父亲不给钱我就继续饿下去，永远不吃饭。我躺在床上奄奄一息，望着被烟熏黑的瓦檐，觉得自己的灵魂在躯壳周围飘荡。
那时我才十六岁半，还不到该死的时候。母亲吓坏了，一边哭一边恳求父亲给钱。作为母亲，她更了解自己第二个儿子的性格；她知道，如果我拿不到钱，我会坚定不移地饿死自己。
父亲愤怒极了，我若不是死志已决，父亲会狠狠揍我一顿，将我打得皮开肉绽才罢休。虽然极不甘心，父亲总算缓缓地将手伸进了贴胸的衣兜里。他眼球充血，全身都在颤抖，脸上冒出的怒气咝咝作响。
那只青筋暴凸的手终于缓缓地从胸前的内衣里抽出来。手里拿着一个手巾包着的小包，那手巾从来就不曾洗过，分辨不清是什么颜色。
父亲拿着小包的那只手抖得特别厉害，仿佛在打摆子。父亲将手巾一层层打开，动作小心翼翼，仿佛怕惊吓了什么，生怕那几张可怜的钞票变成一只只蝴蝶飞走。
父亲终于打开了手巾，那是我家卖了一头小牯牛的钱，整整二百五十元。在我十六岁半的记忆中，这是我家拥有钞票最多的一次，父亲不知要用来派什么大用场，也许打算用来买木料修房子为我们娶亲。
而现在，父亲却必须要拿出整整三十元来，而且是拿给这样一个任性的儿子，不是拿去干什么正经事，只是去订一些派不上任何用场的杂志，其实那就是一堆废纸。父亲对我恨之入骨，整整一个月没有说话。那眼神凶狠而残忍，恨不能将我生吞活剥。
母亲站在父亲对面，一边流泪一边替我哀求：“拿给他、拿给他，哪叫我们没本事，送不起他读书。你就拿给这个冤家，这个挨刀砍脑壳的！”这时我的眼泪流下来，我不知道我竟然会有那么多的眼泪，我使劲咬着被条不让自己哭。
父亲终于抽出三张十元的钞票，最后确认没有多出一张才递给母亲。母亲还没来得及伸出手，三张钞票已从父亲的手里飘落在地。
“我们原来也很穷。”姨娘对我说。她是秋芬的妈妈，她不是我母亲的妹妹，我们两家也从不来往，但她喜欢和我说话。那时我和秋芬还亲密。我们一起吃了晚饭，秋芬开始收拾桌上的碗筷，眼波含着流动的笑意。
姨娘很喜欢和我聊天：“我来的时候，房子只有一间，板壁是用篾条子夹的，壁缝里糊满牛粪来遮风避雨，房子潮湿没有光线，连解手都没有地方，只能往别人的猪圈里跑，自己没有猪圈也喂不了猪。”
姨娘和我说话总是滔滔不绝，叙述着她如何能干，如何经受那么多艰难困苦。姨娘说，没有钱谁也瞧你不起。我早已知道姨娘是沧浪镇有名的风云人物，她的能干和泼辣曾经使整个沧浪镇的男子汉慑服，她对婆婆的孝心也迎得了沧浪镇全镇人的尊敬，婆婆对她的疼爱又使很多做媳妇的人眼馋。她们的婆媳关系就像两个亲密无间的知心朋友。
姨娘说，集体生产那阵，男子汉们每早晨扯一百五十个秧子，她用同样多的时间却能扯两百个。在很多方面，姨娘都比男子汉们强。我从姨娘身上，自然而然想到秋芬，我认定她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姑娘，也像她母亲一样勤劳能干，善于持家。
姨娘反复说那时候她家还很穷，她的哥哥在县城工作，有一次她哥哥从她家的门前走过都不进去看她，她可是他的亲妹子，那时她倚着门框，望着门前空空的马路伤伤心心哭了一场。
秋芬收拾好碗筷也坐在一边听，并眨着眼睛笑，那笑表示对她妈妈的叙述不以为然，而我的心却被深深地感动。
她们其实不知道我其实很穷，只知我那时刚刚发表了两篇文章。她们和沧浪镇的许多人一样，对写作的神秘怀有敬意，而我为此却感到惶惑。
我没有想到我会被贫穷吓倒，但我终于还是被贫穷吓倒了。地里的杂草淹没了禾苗，可是每天早晨吃了饭，大哥坐在灶门前捧着一本书，老三捧着一本书坐在街沿上，勾着腰，眼睛离书那么近，很专注的样子。天有时飘着小雨，太阳却又从云后面探出半张脸，于是布满小雨的空中划出一条条金色的彩线。
我看不进书了，我如坐针毡，可我也不愿意动，尽管心里着急。我愤怒地望着他们读书的样子，大家都在致富，在挣钱，我家却出了一群可笑的“书呆子”，而这些书呆子都属于赝品。
父亲依旧坐在那里不慌不忙地打草鞋。姐姐来了，高声地呵斥我们。大哥懒洋洋地放下书本。我站起来，怔怔地看着姐姐。老三也放下了书本，很不情愿的样子，他伸了个懒腰，打了个哈欠，然后站起来，拍拍裤子，甩一甩头发，左右看看自己的两条腿，却径直向猪圈那里走去。
他在猪圈里一直蹲着，耐心地用一只手抚摸着猪的皮毛。姐姐找到了薅锄，气愤地在前面走。我扛上锄头紧跟在姐姐的后面，大哥就不得不跟上来。太阳的脸全露出来了，望着我们开怀大笑，笑得我们浑身燥热。
雨停止了，云向四面八方奔走，天空显得高而深蓝。姐姐一边弯腰将草铲得嚓嚓地响，一边怒气冲冲地斥责我们，骂我们不知死活，不想吃饭。说集体那阵不如干三哥，土地分到户了还是不如人家，不争气！我感到脸在发红发烧。姐姐伸直腰，理理被汗水浸湿的头发，回头看看除去杂草的包谷苗，轻轻地舒了一口气。
老三来了，在地里拄着锄头站着。姐姐呵斥他，他才心不在焉地动一下，可一会铲断黄豆，一会儿又铲断了包谷苗。溅了一点稀泥在裤脚上，他便放下锄头去找树叶来擦。姐姐就又开始数落我们。
后来姐姐说到母亲。母亲对人总是有求必应，慷慨异常，我们家的粮食本来就不够吃，母亲却经常背着父亲将粮食白白地送给别人。为此，父亲常常和母亲吵架，但过后母亲却依然如故，父亲虽然气愤，却无可奈何。
老三开始喊口渴，接二连三地跑到溪边去喝水，然后站着东张西望，捡石子打远处歇着的雀儿，久久地不回来。
母亲对她的儿子们总是唠唠叨叨，但她根本就叫不动他们。她的儿子们埋头看书的时候，她就嘀咕着水没有挑，猪草也没有打，柴也烧完了。当她指明要某个儿子干点什么的时候，他们就相互推起来，大懒支小懒。然后是激烈的争吵，十有八九会打起来，然后就是哭声、骂声、父亲的巴掌声响成一片，那场面真是十分的热闹。
不仅是母亲，父亲也常常不能支配我们。有时候他叫不动他的任何一个儿子，他的儿子们都被书“迷”住了。
父亲阴沉着脸，用仇恨的目光瞪着他的儿子们，仿佛他和他的儿子们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。
他的儿子们除了看书，还爱赌博和吃喝玩乐。他们害怕在烈日下干活，害怕下雨天呆在地里。有时在父亲的催逼下不得不下地干活，他们也总是奸计百出，总是用锄把撑在腰杆上喊腰疼，巴不得一锄头挖落天上的太阳让世界变成一片黑暗，然后就可以回家休息。
我家这样的场面是再也拖不下去了！
舅舅找来医生治好了母亲的病，在床上躺了很久的母亲终于可以走路，能够干一点轻松的活儿。但是母亲已经老了，母亲佝偻着背颤巍巍地挑水，僵硬的双腿艰难地一步步向前挪动。母亲终于摔倒了，水桶砸散了，后面的一桶水全泼在母亲身上，腿也跌伤了。
我感到羞愧、可耻，我不要脸，丧尽天良。母亲在床上痛苦地呻吟，那声音迫使我必须要做一番认真的思考。我跑进我家后面的松林里，松针在地上厚厚地铺了一层，棉软而暖和。
松树长得很密，黑黝黝的。
林子里很静，没有一只鸟也没有一丝风。我曾经多少次在黎明时分，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的时候钻进这宁静的世界，一面呼吸带有松香味的清新空气，一面做着美丽的幻想。
我在松树杆上搜取那一粒粒乳白色的松油，父母亲企图用没收煤油灯来限制我看书和写作，但这一粒粒松油却让我找到了光明，让我能够在灯下沉浸于写作，完全忘记围困着这个家庭的贫穷和麻木。
可如今为了伤痛中呻吟的母亲，我不得不抛弃我的爱好，这就像为了某种迫不得已的原因，我必须抛弃自己心爱的情人一样使我难受。我终于想清楚了，为了我们这个家，为了我的父母，我必须抛弃我的“情人”， 抛弃那些使我们家坠入贫穷的书和稿子。
我的眼泪流下来，掉在手里捧着的松油上。我终于下了决心，猛地站起来，疯狂地将手里的松油向那些松树扔去。
我奔出松林，直冲进家门，我的弟兄们还在装模作样地看书，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肯定是被我疯狂的样子吓呆了，所以我从他们手里抢过书本的时候，他们居然没有做任何的抵抗。
我将家里所有的书连同我的稿子统统收集在一起，在我家堂屋里一本一本的撕碎。我的手抖得厉害，比当初父亲给我三十块钱订杂志时还抖得厉害。我擦了不知多少根火柴都没有成功，但最终还是将它们点燃了。
我面前的废纸堆得像一座小山，火苗越窜越高，熊熊大火燃烧起来，火焰烧干了我的泪水。火焰熄灭了，那些书和稿子化为灰烬，我还呆呆地站在那里，像僵尸一样久久地伫立。
汗水不断地冒出来，一滴一滴往下掉，我瘦弱的身体整个暴露在炎炎烈日之下。我光着上身，皮肤发黑发亮，但又在脱皮，头发精湿，裤腰那一段已浸在汗水里。大哥挑着粪桶有些迟疑，我说走吧，今天无论如何得把这片烤烟浇完粪水。
我的第一个计划是要赶上和超过干三哥。
干三哥总在我们面前趾高气扬不可一世，他家刚刚盖了三间瓦房，大哥的身体比我强壮得多，一担粪挑在肩上根本算不上一回事，而我却不能。
我穿上棉袄的那天，就是五岁的时候，还像一个皮球，非常矮，哪怕半尺高的一个小土坎，我也得用双手帮忙才能爬过去。那时我似乎已有预感，我这辈子不会轻松。
一挑又一挑，腰酸疼起来，四肢没劲，可还得挑，不能停下来，得挣口气，一定要把烤烟种好，这样才有钱，才有可能超过干三哥。大哥说想歇一歇，我说不行，我们得换上新衣服，我们要修房子，要娶老婆，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
每天早晨，我都第一个起床，在太阳还没有露脸的时候我就已经到了地里。我的大哥紧紧地跟在我身后，他被我鼓动得雄心勃勃，决心做一个万元户。那时候，由于我的专横和英明，大哥甚至父亲也不得不听我的安排。
太阳已经升起来，在浓雾中朦胧得像一团血。我们身上已经开始流汗，背上一大块衣服已经湿透。我们淋了好几挑粪，可是父亲的第三个儿子还没有起床。这时，怒气已在我的浑身滋生蔓延，我的整个身体仿佛失去了重量，没有重心，双脚仿佛踏在云雾里，轻飘飘的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生气的时候有我这样的感觉。
我将睡着那无赖的屋的门，猛地一脚踢开，发疯般掀开他的铺盖。那家伙光溜溜地摊在床上，像一条冻僵后刚暖过来的蛇在那里缓缓蠕动。我手中的赶牛棍子呼啸着落在他的屁股上和大腿上，那家伙睁开惺忪的睡眼，白痴似地瞪着我。
又淋了两挑粪，老三才懒洋洋的来到地里。他扛着一把锄头，走得极慢，生怕踩死了蚂蚁似的。怒火再一次从我心里呼呼地燃起来，父亲脸上的肌肉也很僵硬。老三到了地里还是拄着锄头，我再也忍不住了，我冲上去，用尽全身力量将那家伙按在地上。
那是一片坡地，坡地下是悬崖，我们互相搂抱着一圈一圈地往下滚。我当时什么也没想，脑子里只有一片嗡嗡的噪音，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将这个万恶的家伙掐死。我们还在挣扎着往下滚，我已经失去理智不知道听不清吼的是什么。
父亲脸上怒气冲天：“你们两个狗日的想死！”父亲一巴掌打在我的脸上，如同打了一个炸雷，接着又是一巴掌。我愤怒地瞪着父亲，没躲闪父亲的巴掌，而那个混蛋却大哭起来。
父亲不再打草鞋。我将父亲打草鞋的家什用斧头劈碎，然后将它们化为灰烬。父亲没有反对，就是那些玩意，几乎使父亲整个一生都在贫困中煎熬。
我家的日子开始有了起色，有了生机，我们一家人的身上也亮堂起来，盖起了三间瓦房。干三哥开始对我们客气了，干三嫂却做出一副哭丧相，见了我们一家人脸就阴沉下来。大哥得意非常，嘴里常哼一些走腔走调的歌曲。
老三张扬着和他的那些朋友在镇上闲逛，很阔气地请他们去歺馆喝酒，说他有很多钱，已经可以任意挥霍了。我家还喂了三头牛，一大群鸡，三五头肥猪。因为这些东西我不得不唠唠叨叨指挥他们干这样那样，我经常发火。他们一点儿也不自觉，不给他们安排他们就坐着不动，找不到事做。
那时我不明白我为什么总是心烦，后来才明白是最初的欲望还在不知不觉地燃烧，就是那些被烧掉的欲望，那些书和沒有写完的稿子，我老是想着它们，老是为它们做梦。但我不敢把它们找回来，我怕它们死灰复燃又把我紧紧缠住，让我不能自拔，再次坠入贫穷。
本章未完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。